赵昺虽然在心中不断的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气恼，意欲为皇后开脱，但他也知道罢黜皇后的成本太高。这不仅仅是因为重新立后需要消耗巨额的金钱，当然实际上以当前的财政状况他也实在没有能力和精力再重来一次；另外政治成本也不小，这将有损自己的声望不说，且会让力主立吴曦为后的臣僚们惶恐不安，他们一定会极力😡🂼🔆阻止，从而引发新的危机。因为在士大夫阶层看来，这件事不仅仅是废后那么简单，而是要打破他们为皇帝设立的栅篱。
虽然对于儒家的理论赵昺多有反感，也不🕪🌝喜其中的条条框框，但是十年来师傅们的耳提面命，以及每年数个月的经筵灌输，即使他本能的抵触，洗脑似的教育也让他不得不被动的接受。可他终归不是那个真正的赵昺，却是有着现代思想和成人思维的‘新人’，可以独立的思考，以自己的🄧⛥🜤思想来分析和判🞭🗚🜍断优劣，且加以利用。
随着对这个时代的了解，赵昺也开始利用学到的东西重新解读这个世界，并从中寻求破绽，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。他有🚂🐣🁮时会想，若是自己的几位师傅和那些开讲的名儒发现自己存着这种心思♫🙊来听他们叨叨，会不会被气死，而这也是赵昺突然转了性子开始主动学习经史的原因，毕竟知己🐴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
赵昺仔细考究过宋朝历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，其完备性可谓为历代所不及，其中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，也有其他王朝所🎘👕🈰无的。两宋三百余年，从未诞生过一个独裁的君主，倒是著名的权相出现了一大串，能列出一个长名单丁谓、王安石、蔡京、秦桧、韩侂胄、史弥远、贾似道，等等。
从中可以发现宋代没有很好地解决权相专政的问题，但君权则是受到了有效限制。而赵昺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发现自己的列祖列宗之所以🁆🃟🙀和自己一样不能‘快意行事’，并非只是惧于祖宗家法，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一系🏩🜬列的措施和手段完成了对皇帝的围堵，在权力的运用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栅篱，使得大宋的皇帝们难以独断朝纲，赏戮随心。
首先对于皇🔊⚤权造成约束的东西在现代人看🕪🌝来是极为可笑的，那就是虚无的‘天’。在秦始皇建立帝制之后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，汉代时董仲舒提出“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”的理论，在皇权之上设置了一个更高位阶的“天道”，从而将绝对皇权改造成相对皇权。
赵昺实在无法想象古人对于“🜷📸天”的敬畏感是如何的强烈，但在秦后各个王朝，天命、天道确实对人间的君权产生了约束。古代的君主们都坚信不疑的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，并通过灾异向失德的统治者提出警告。当然君王们也成功的借助君权天授和上天之子的名义来加强自己的🄧⛥🜤统治，强调自己的正统性，在这种心理下敢于挑战‘天’的权威的人少有好下场的。
熙宁年间，王安石为说服宋神宗压制异论，厉行新法，则放言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🚅🐽恤”，其实就是蛊惑皇帝摆脱天、祖宗成法与舆论的三重束缚。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，因为结果很可能导致皇权主义的生成。也因此，当宰相富弼听闻王安石向神宗说“灾异皆天数，非关人事得失”的时候，就坐不住了，上书称
“人君所畏惟天，若不畏天，何事不可为者！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，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，是治乱之机，不可以不速救。”结果大家都看到了，王安石被贬嫡，神宗暂罢新法，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🂡🐙⛺“天命”的敬畏，一场足以改变历史的革新就此被虚无的上天所改变了。显然君主敬天，所以不敢一意孤行，使天作为节制人间君权的神秘力量，在宋代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。
不过当下赵昺还是天道的受益者，他成功的利用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，并让人相信自己与上天有沟通的能力，所行之事皆是受上天指引。而他知道事情往往是胜也萧何败也萧和，若是自己就此废后，当下不论是出现什么天文异相，还是大灾小情🛷♙🈵，都会将此归咎于自己逆天而行，从而遭受🄧⛥🜤天谴。
赵昺发现此又与太祖誓约联系到了一起，可能有人以为即便真有“誓约”，也意义不大，不过是一份秘密的遗诏而已。但更准🞽🙧确地说，这其实是宋皇室与上天之间的立约，赵宋的君主如果违背“誓约”，则“天必殛之”。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，这样的“誓约”具有比一般的🌉☶遗诏更大的约束力，如此也让士大夫们平白得了一道免死金牌，让他们可以‘恣意’制约皇权。
另外赵昺觉得太祖算得上是个🜷📸明君，但是单纯的对于自己的子孙有点关心太过，总担心他们难以保住自己打下的江山，因而给后代们立下诸多的规矩，想借助士人的力量来协助他维护赵家统治。如果将誓约只是视作宋朝的特别约法，此外还有一系列日常制度与程序要求君主遵循，在宋代，这叫做“条贯”。
开国之初，太祖意识到条贯乃是预防后世君主肆意妄为的“妙法”，因而大力制定了诸多规矩。赵昺以为从源头来看，这些制度确实起到了防止后代出现败家子丢掉江上的作用，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限制了有为君主进取的渠道，把儿孙们都装🛷♙🈵在了自己设定的套子中，想动动都难以做到。前时自己因为装修房子受到弹劾，那些人便是依据太祖制定的条贯，好在他一手以武力相胁，一手胡搅蛮缠算是度过了此劫，可以后呢？
此外，赵匡胤还做了一件赵昺以为大不妥的事情。其有次与赵普答对，问其“天下何物最大？”，赵普对曰“道理最大！”太祖认为极好。这也许就是其一时的想法，🙻但是士大夫们就乘势而入，并自以为开国皇帝认同了道理最大。这就意味着皇帝同时承认权力不是最大、皇权不是最大，皇帝的话并不是永远正确的，也不是不可违背的。正因为君臣间达成了道理最大的‘共识’，所以他们不认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。
在赵昺看来太祖混乱发言固然有过，但是士大夫们也非是什么君子，他们将此进行过度的解读，使之成为有🄟⚛💆利于自🙇己的规矩，等同于耍无赖一般。当然他心中也是埋🗕🛞怨自己这位祖宗，说话怎么不过脑子，也不想想道理是什么东西，能是他所能决定的吗，该由谁来评判呢？
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当然并非由君主自己来阐释。确切地说，道理并不是掌握在哪一个人手里，而是蕴含在人心、天理与世代相承的传统♐中，并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群体发现、阐述出来；或者通过公议彰显出来。而公议在赵昺看来就是另一个坑。以他的理解公议就相当于欧美国家的议会制，有事大家商量着来，是一种民主共治的体现，但这个在大宋却有不同的解读。